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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农业人口逐渐减少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基本特点。占全国人口60%的农业人口将在今后20-30年内减少到30%，40-50年内减少到10%，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农民的质量必须提高。很多发达国家稳定、持续发展的秘诀，都在于农业有农业科技教育的支撑。
但是，农民教育由谁来搞、怎么搞，为什么农民绿色证书教育日渐低迷，为什么农科教结合从制度上还没有形成合力、难以发挥整体效应，难点何在？
一、农民的教育主体和实施主体没有准确定位。
过去，在没有转变政府职能的情况下，农民教育培训的“教练”加“裁判”都由各级政府来承担，但政府职能定位并不准确，越位、缺位、错位现象比较普遍，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业大专院校、农业科研院所和技术推广部门的积极性。长期以来，农民教育形成了政府号召、学校实施、农民接受的固化的单向传统模式。部门垄断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相关部门的积极性，这种制度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困扰着农民教育的健康发育和发展。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做法是：政府是投入主体，提供资金支持，搭建农民教育的舞台；农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技术推广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及相关企业，根据农民的实际需要开展分类、分层次、多样化的培训，通过建立双向选择平台，提供个性化服务，是教育培训的实施主体。而我国，农业科研、推广和教育实施主体目前还是分离的，在机构、编制、经费、设施等方面缺乏配套措施。没有制度与机制的变革，农科教的真正结合将是遥远而沉重的话题。
二、农民教育缺乏需求依据和可操作性。
现有的各级政府的不少文件，对农民教育都不乏单项规制和号召，但却没有准确的需求依据和可操作性，也就是说没有站在农民角度分析和研究，内容显得脱离实际，农民和培训者之间的双向选择难以真正实现，不少激励措施在土地所有制的限制和市场的作用下难以兑现和继续。
农业的生产经营基本上是以农户为单位，农业的特点是区域性、分散性和差异性，农业职业培训，制度是可行的，但要有具体需求和事实依据。在尚没有建立健全农民合作组织的情况下，真正掌握不同地区、不同农户的各种需求，制定和开展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农民培训，是十分艰巨的工作。怎样了解每一农户的实际需求，转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使农民就地就近“一学就会、一做就灵”，农业部正在进行农民教育培训的尝试。
三、由于与教育体制改革相配套的政策不到位，农业教育被削弱。
上一世纪90年代末，我国改革教育管理体制，将各行业部门直接办教育改为中央和省级政府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这是与国际接轨的做法，无可厚非。但在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其他行业的教育经过资源结构的调整优化而得到充实和提高，农业教育和农村职业教育却因农业属于弱势产业，在不同程度上遭遇削弱和流失，90年代曾经鼎盛一时的农业中专受到极大冲击，366所农业中专学校经各地调整，仅剩200多所，目前还在减少，有的脱掉“农字帽”，有的升为高职学院，轻视农业、离开农业的现象司空见惯。农业院校并没有因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与“三农”更贴近，反而因效益最大化的导向而疏远，加速了“离农”趋势。
四、政策研究滞后，政策理论依据薄弱。
我国农业教育体系的削弱，迅速瓦解了建国后用50年构筑的农业教育推广体系，更为困难的是至今还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制度与政策研究严重滞后。政府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以后，很多扶助“三农”的政策都要体现在农民身上，农民是否得到实惠、农民幸福指数是否提高，将成为今后各级政府工作的评价标准。这需要对新形势下农民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做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与研究，需要对专业化农民的特征，农业院校、科研院所、推广机构的职能、体制与机制转换做深入分析和不断探索。仅靠以政府牵头组织的短期、应急、群众性和科普教育，还远远满足不了农村居民和农民的不同需求，应从教育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这一源头上找出根源，通过制度与机制建设治理根本，并与农民成人职后教育相衔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与农民职业教育体系和机制，完善农业教育体系和机制，为农村居民的全面发展和农村现代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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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jyjj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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